郭德纲凭什么
仿佛就在一瞬间，这个在演出时惯于以“非著名”自讽自潮、名不见经传的相声演员，已成了中国相声界的头号明星。其蹿红速度之快，短时间内媒体轰炸之密集，完全可以媲美于当年的刀郎和现在的“超女”。
如果说刀郎的斜里杀出，凭的是苍凉而不失野性和真诚的歌喉
他在《论中国相声界五十年之现状》中酣畅淋漓地揭自家同行的丑；他敢拿春晚开涮，讽刺春晚的近亲繁殖等操作黑幕，讽刺“春晚敢上我的节目，那年春晚一定大红大紫”――在某些人看来，他这些做法会被认为是破坏行规，被视为“炒作”，“他的批判姿态是一种商业策略”，但目前而言，他的真话和直言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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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出中的郭德纲（左）和搭档 |
但不管怎样，民众对郭德纲的追捧，从根本上说，是民众对“歌德派”相声演员和宫廷相声的一次反叛，是对长期以来的“春晚”伪娱乐样式的说“不”。
相声，在其终极价值上，是针砭现实的艺术。
天津小孩三进京
郭德纲是道地天津人，红桥区的。父亲是警察，母亲是教师。小时候，父亲的管片儿内有一个红桥俱乐部，父母都去上班了，常把他撂在这个俱乐部的剧场内。当时剧场里，常有戏曲、曲艺各种演出，小娃子瞪了个骨碌眼，逮着什么看什么，这叫耳濡目染。说大了，就是从小“沐浴在艺术的乳汁里”。
小五是郭德纲的朋友，父亲是说评书的高祥凯，高先生第一次见到郭德纲，就喜欢上了，说他面相好、是“上人见喜”。后来得知他也喜欢这一行，就开始教他说评书――此时的郭德纲年方八岁。
之后，郭德纲为拜师求学，给高先生收拾过屋子，抄过从常九爷（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常宝丰）那借来的内部资料“四大本儿”。连续三年，每天四五点钟起床，不管刮风下雪，顺着河边走到荒凉的西边、在那跑一跑，跳一跳，出出汗，练习基本功夫，出太阳了才歇息。评书、戏剧、曲艺、相声，什么都学，多累多苦，绝无懈怠。
“任何行当里，有唱主角的就在跑龙套的，全在自己用功不用功。得益于当年的基本功，才得以有今天的挥洒自如。”郭德纲说。
1980年代是相声的繁荣期，一到夏天，天津的各个公园里常有露天的曲艺相声演出，郭德纲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这里，在一个露天的长廊附近，小孩子没怯场，但也没让观众哈哈大笑。然而有件事他一直记到今天，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。对于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郭德纲来说，那个笑容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观众的奖励。
1988年，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，应考的郭德纲留下了，这是他第一次进京。当时是有些急功近利，“就是要当大腕儿，要一场挣好几万”。但后来调动工作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，人事关系冻结，他只能打道回府。
之后，郭德纲又来过一次北京，这次很快也以失败告终，只呆了三四天，他无功而返。
1995年的秋天，郭德纲三次进京，只是为了不后悔。“我会说相声、说书、写东西、唱京戏、唱梆子、唱评戏――就凭着这几样，我有自信。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、折条腿，这辈子我不冤。如果等到八十了，打开电视，我只能跟孩子说，瞧见没有，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，我要去比他强。孙子要问我：你早干嘛去了？那太没劲了。”
青塔附近的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小平房，大兴黄村和通县便宜的住房，西红门的桥洞，他都住过了。就是现在，经过这些“旧地”，他仍然忍不住要触景生情，追抚万千。混迹在电视圈的骗子，拖欠工资的剧团老板，都让他咬牙切齿过。在那段窘迫的日子里，他只有吃葱蘸糨子面，也曾为省下五毛钱的车费认真算计过。还有大半夜没钱坐车，徒步从城里走回大兴的经历――那时一个耿耿的汉子，也只想大哭一场。想起当年西红门桥栏杆边上看到的残星点点，提起发烧时靠卖旧呼机自救的细节，说到躲避房租的尴尬，郭德纲仍会唏嘘不已，“我对自己说，这些今后都是我的资本。”
日子是稀里糊涂过下来的，老天爷的脸是变幻无常的，什么叫“绝处逢生”？他心有余悸。自己不过是想吃相声这碗饭而己。他已经有些波澜不惊的架势：“我这个人，耳朵根子硬，现在除了我自己，谁也害不了我。”
真话到底在哪里？
徐梅、经了那些磨难，日子好容易过得了，干嘛要挑事儿，当圈里的刺儿头？为什么想起来写“50年现状”那个相声段子，那个听起来感觉就像是个控诉演讲，不吐不快，这个圈子有那么压抑吗？
郭德纲：凭的是我的良心！我学过相声，接触过相声界的那些老先生，我爱相声！我知道传统相声的宝贵之处。我现如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从相声里得来的，包括我做编剧也好、做节目主持也好。它教导了我，把我送上了能吃饭的这条路。
我对相声是一种感恩的心态，我做电视编剧的时候，一点儿职业心都没有，说良心话。投资方说了，这个人要死，我就给他写死，说这个人要娶七个媳妇儿，我就给他弄七个，说这个美女后来得给人杀掉，杀掉就杀掉！我对这些个没有感情，我是拿它挣钱，拿它糊口，我也上有老下有小。
但是相声不同，相声是我心爱的事业。我为它走了心，为了它抛家舍业，为了它到北京去，新时代尝到了挨饿的滋味儿，方方面面受的罪都是为了它！
徐梅：在央视接受采访，你说再不说“50年现状”那段了，为什么不说了？不想得罪人，各自享太平吗？
郭德纲：看机会吧！那个段子说实话它不是营业性演出的节目。当时说是为了纪念相声前辈“穷不怕――朱少文先生”诞辰。它可能更像一篇论文，一个演讲。不过这个段子还是特别有生命力，我一个好朋友在澳大利亚听这段MP3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估计如果哪天我在剧场演这段，剧场能炸了！
徐梅：那么多媒体来找你，一方面是你确实相声说得好，另一方面大家也感兴趣于你的战斗性，为什么要在同行中给自己树敌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不是可以和气生财吗？
郭德纲：这样对相声不好！其实按说我也没有这个资历，我也就是一年轻相声演员，那么多前辈，那么多高人，有的是人比我适合讲这些话。但是人开口之前都先考虑自身，怕得罪人，怕说了谁谁不高兴怎么办。
徐梅：你不怕吗？还是因为你压根儿就已经看死这个圈子了，说了也就说了？
郭德纲：我不喜欢这个圈子里的某些同行，某些人实在是和气得过分！这样会对这个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。人人都没有真话，真话到底在哪里？需要谁来说！我可能没有资格去说，但是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我当然知道后果，骂我、恨我、挤兑我。对我来讲，我也没往心里去，这些后果我早看得出来。我这个人既内向，还个性，我这样的脾气按说都说不了相声。
徐梅：这个段子写好以后给谁看过？跟张文顺先生正式演出之前，他作为前辈没有提醒你谨慎一点儿吗？
郭德纲：（笑）张先生比我还愣！张文顺先生的家庭不是艺人家庭，可以说他是花钱长大的，他对钱看得很轻，他没指着说相声挣多少多少钱。相反，曾经有大批的相声演员围着他，跟着他洗澡、吃饭。你就记住了，凡是怕说真话，怕得罪人的，都是要指着相声界吃饭。我自己做生意、做影视，我没有靠相声吃饭，我还往里赔钱，在这里我跟张先生都没有利益的牵扯。
没有利益在里面，良知就会出来！
徐梅：一点儿没有后悔说了这段儿？
郭德纲：这段相声说了之后，对我负作用是相当大。大批的人在骂我，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恨我，但是观众支持我，这一点，我很欣慰。我的眼中，最宝贵、最值得尊重的就是观众，这个节目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我还会上演，我不怕！我说的是良心话！
徐梅：在你揭黑之前，我们外界没有想到这里会是这样一个江湖，这个江湖有什么故事和规则？
郭德纲：（叹气）相声界不团结！各自为战！唱戏的每个演员都知道；离开了我，这个团不会受损失，只有我，这个团也不会有什么成绩。相声不一样啊，他是单独作战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这个行业特征，导致这行的人天生就自私。他不用别人，他最多两个人，找一个搭档，他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。
停滞的不是相声，是演员（郭德纲自述）
大收藏家张伯驹说过，“不知旧物则不可言新”。其实我们并没有别的诀窍，关键就是我们继承了传统。从清朝末年开始，我们的前辈把中国语言里搞笑的技巧提炼出来了，伸袖就穿，拿过来就实用，这些东西你放在边上不用，你非要去做一些无谓的创新，那就是失败。
《西征梦》那个段子说出来之后，别人夸我们，说这新节目真好！什么新节目，一百年前就有了。当时是说一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去见西太后了，派兵打太平天国。事隔不久就改了，改去见袁大总统，派兵去打其他军阀。
这个说明了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接着说西太后呢？他知道离观众远了。我们现在改去见布什了，组一维和部队，你一看这三个用的其实是一个故事框架，主体包袱的结构、人物的性格都没有变化，但是你说布什，就是比说西太后有效果，能接受。这就是传统相声与时俱进的地方。
我们是踩着前辈的经验往前走的，这些都是老先生们留给我们的经验之谈。从清末到解放初期，这些个经验养活数代相声艺人和他们的家人，让他们活得很好。我们无非就是照方吃药。只是好多人看不出来它是宝贝而己。
相声本来就不应该分传统相声和新相声，分是一个错误。它不是馒头，那个馒头是去年的，这个馒头是今天蒸的。相声就是相声，有人跟我抬过杠，唉，不对，某年某月某一天，这之前是传统相声，这之后就是新相声。艺术这个东西怎么可能用某个日子划个新旧的界线呢，它原本就是与时俱进的。传统相声没有一天是停滞不前的，否则它活不下来，一听重样的，人转身就走了，你上哪儿挣钱去啊。传统相声无时无刻不在向前推进，没有停止过，停滞的不是相声，是演员！
相声这门艺术永远也不会没落。不管什么身份的人，他都需要快乐。相声就是给人带来快乐的东西，可能我这觉悟没那么高，我一直说，我的相声就是一种娱乐，我没有说歌颂什么社会现象，表扬什么好人好事，如果说您从我的作品里能体会到什么，比如今天说了一鸡贼（北方话，贪小便宜的人），我不能跟他学，或者说了一个，特次（北方话，很差劲的意思），我舅舅那儿子就这样，我可不能跟他一样，这些您悟出来了，那是在您自己。我不能强加给您。
我们下午两点开演，他有的观众上午五点半就到了，他头天晚天睡洗浴中心，早起跑到买票的地方排头一个，为了抢那个好座，他这么折腾是为了上我这儿来受教育吗？他是为了开心，而且现在这样的开心还不好找。不说是我们艺术有多高，我到现在也不承认我有多大能耐，充其量也是朱砂没有，红土为贵！如果倒退些年，老先生都健在的话，没有春晚，没有相声大赛，都在剧场里吃饭，我充其量也就是中等吧！我很清楚认识这一点，没有什么伟大和崇高。
郭德纲表演现场，捧场者甚多。
同行眼中的郭德纲
于谦：他天生是说相声的
于谦是郭德纲的捧哏搭档。他十二岁考入北京市曲艺团“团带班”学相声，1985年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曲艺团工作，但却有十几年不登台表演相声。那段时间里他忙于电视剧、小品表演，还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了几年书，直到与郭德纲的合作，才把他的工作重心又拉回了相声圈。
于谦说，“如果不是郭行纲，我也就不干相声了，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……”
人物周刊：和他合作感觉最大的不同？
于谦：郭德纲的相声特别活，他知道的东西也很多，这和他日常的积累也有很大关系。上台前他准备很充分，在台上他又能很随机。给别人捧哏的时候，只要把台词背熟了就没有问题，跟他绝对没有走神的机会，只要你一走神，他就把你给揪回来了。越是台下出岔子的时候，他越是能出很多精彩的东西。
吴虹飞：作为他的搭档，你怎么看郭现在比较火这件事？
于谦：他火是正常的，他非常全面，“说学逗唱”这四门功课都非常有功底。
他确实是天才，天生就是一个说相声的料，太适合干这个了。他有说相声的素质，本身有幽默感。最关键在于他后天的勤奋，他太用功了。
吴虹飞：他是怎么用功的？
于谦：他就这么一个纯爱好，演出完了回家哪都不去，上网听录音看光盘，然后琢磨自己的段子。不觉得苦，也不觉得累，他觉得很有意思。
常宝华：他是不可多得的相声人才
彭苏：您说他的表演特色在哪？
常宝华：所谓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说他的表演特色之前，你要明白，什么叫相声。相，表演；声，语言；它可不是那么好学的，也不是那么好演的。都说相声是说学逗唱，这其实是个误区，不是演员掌握了说学逗唱，他就是一个好演员。
通过郭德纲的表演，我能听得出来，他是通过艰苦锻炼，是有基本功的。从吐词、咬字、声音、用气、语言表达上，我能看得出郭德纲的表演功力来。特别是他掌握了传统技巧，这对于年轻一辈的相声演员来说，不可多得，他少有就少有在这个地方。
彭苏：就您的专业眼光，他的表演还有什么不足？
常宝华：从宏观方向看，郭德纲是值得肯定的，也是值得扶持的。可是论微观上说，他表演上的不足，就很多了。除了表演上不够细腻，他的作品有时有头无尾，有些个包袱抖得缺乏逻辑性。
相声的真谛就在于“包袱活”和“滋味活”，插科打诨不叫“包袱”，不是观众一乐就叫“包袱”。写出的段子让观众听完后，他也许当时不见得很乐，可听完后，他回到家还不一定忘，他还回味一番，有滋有味地想着咱们，这就是“滋味活”。郭德纲只想着把观众逗乐，这想法是好，可是一味只想着把人逗乐了就对了，那他也不一定就对。
彭苏：您觉得他走红的原因是？
常宝华：他替观众说话，他符合观众需求，他懂得观众心理，观众自然喜欢他。那他走红又有什么奇怪的？他们在茶馆，演的是老百姓生活中的琐事，说是是老百姓的心声，只花二十元钱就把观众乐得前仰后合的，痛痛快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，你说他能不受欢迎么？
彭苏：他的走红会不会是短期的？
常宝华：他的走红不是偶然的。说老实话，他能到今天，要是静静地想想，一定会掉泪的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就看贼吃肉，没看贼挨打。也有人说他是找媒体炒作什么的，我不想加以评论，出活，出好活才是重要的。
彭苏：我听说他反对将相声上电视，上春晚，并和一批同行靠不拢。
常宝华：他反对的事，那是他反对，很多人难以做到。
我个人是挺喜欢在茶馆、剧场表演相声的。如果声音效果好，和台下观众互动得好，那对于演员就是享受。在电视上演出不行，特别是春晚。电视相声说实话很令人讨厌，那都是人为的，演员在那儿演出是受罪。还有种相声演员，我们管他们叫做电视“电”出来的演员，没有功力，现在声音还哆哆嗦嗦，空有知名度，没有真才实学，相声是制造出来的。
就我遇到的事，除了时间有限制，有的还要命题：就是你必须说什么，不能说什么。有次在外地演出，有人就在演出前对我说，你千万不能说“梦想成真”四个字，因为他们台长做的梦不好，你看多奇怪！还有一个法制节目，我写了一个讽刺贪官的段子，经过层层审批，在临上场时，被通知节目不能上。我就感觉，上电视说相声怎么这么难？
彭苏：相声的不景气，是否还与行政干涉有关？
常宝华：刚才我举的例子，不就是行政命令对于艺术的扼杀。郭德纲之所以无拘无束，脑上没有那个紧箍咒，也在于他少了这种行政干涉。可是，他身上有股江湖气，如果他没有发觉这点，他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家。但是他生活氛围就是如此，如果让他脱离，又会使他失去创作的源泉，这对于他真是一个矛盾。
尹笑声这个孩子太能作
“这个孩子的心机太重”这是尹笑声在电话里评价郭德纲的第一句话。
这位年近七旬的天津相声老演员，6岁学艺；7岁登台，正式拜马三立为师；8岁即在南市连兴茶社走红，当年艺名小神童，捧哏逗哏全拿，还兼演双簧，现任天津市众友相声团才长。
彭苏：您说他心机太重，有什么凭证？
尹笑声：其中有我跟他接触的体会，还包括他现在的炒劲和他前后拜师的经过。如此种种综合起来，就说明他心机很重。
打哪儿说起呢？大概是8年前吧，我曾上北京大栅栏演出，我是八场演出，每周一场，一共八周。我就是在那儿见到了郭德纲，他当时是场场都有。这是我第一次看郭德纲演出，也是第一次认识他这人。
彭苏：您认为他那时的表演水平如何？
尹笑声：就他当时的年龄而论，表演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。他的表演很稳重，不毛躁、不轻佻。按行话说，相声的技法比较准。但仅此而己，再往深处说，也没看出什么。
那晚之前，我不了解郭德纲。现在也并不很了解他。我从天津回京后，谈论起这个人来，就一点点地听到了一些说法。其中有别谈话，我在一旁听到的，也有别人直接告诉我的。
我才知道，郭德纲打小就在天津红桥区玩儿，长大了在一家区文化馆里活动，帮点忙什么的。他在天津拜的师父叫杨志刚，这人我认识，就是这家区文化馆馆长。郭德纲就在这家文化馆出了点经济问题，这事我也是道听途说。
他由此去了北京后，别拜他人为师，这可就有说法了。在相声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，我们拜了谁为师，那就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。如果另拜师门，用行话说就叫“跳门”。你“跳门”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师父。既然看不起，那当初为什么要拜他？行内人见着这种人，明着谁也不会指责他，暗地里就认为他是借师父当梯子，心术不正。
彭苏：抛开他个人行为不论，您认为他走红的原因何在？
尹笑声：我对所谓的名牌就纳闷，昨天还不知道的张王赵李，怎么今天就成名牌了，这名都是怎么来的？难不成，今天报纸电视一轰炸，你就成名牌了？
反正我不看好这种昨天不出名，今天成大腕的事。郭德纲能红多久，我不敢说。究其原因，任何成事者需具备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个条件。相声界如今虽不在高峰期，但通过我们这批人奋斗了整整8年，才从低谷显示了抬头趋势，这个时候就是天时。地利就是北京，在北京，相声起码被炒起来了。天时地利，两都被郭德纲占上了，那“人和”就是他拜侯耀文为师。侯耀文不是他的第三位师父，就是第四位师父。可让郭德纲问问自己的心，他拜侯耀文为师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他是仰羡侯耀文的艺术，还是看重他的权威？
彭苏：您就一定清楚其中的拜师内幕？
尹笑声：知道一点，但不好说。这孩子按天津土话说，太能“作”了。“作”得太厉害，折腾胡来。他的折腾可谓空前，打从我学相声起，到现在就没见过一位像他这样能“作”的”。
彭苏：但您身处天津，您怎么就知道郭德纲在北京的这段蛰伏期就没有踏实努力过？
尹笑声：好！既然他在北京蛰伏了这长时间，为什么会闹得全中国都知道他？这媒体的消息也未免太灵通了吧？全中国这么大，马三立先生的公子马志明，蛰伏的时间比他还长，那半大的中国怎就一个没来？而且，他，郭德纲是做了什么爆炸式的新闻？他在艺术方面好，就能惊动全中国？时间还都巧在同时？
（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06年第4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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